《中医火神三书》

发布时间：2023-03-15　　浏览次数：43 次　　 　　

所谓火神派，是指以郑钦安为开山宗师，理论上推崇阳气，临床上强调温扶阳气，以擅用附子、姜、桂等辛热药物著称的一个医学流派，被称为“传统国医中最年轻的一个流派”。中医学术流派的发展有其特殊性与曲折性，与历史背景、地理环境等都有一定关系，火神派的出现也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火神派出现的必然性中医历史上学派林立，明代王纶在《名医杂著·医论》中提出医学流派有外感、内伤、热病、杂病4大学派，任应秋、裘沛然分别将中医学术流派划分为医经、经方、河间、伤寒、易水、温病、汇通学派及河间、伤寒、易水、攻邪、丹溪、温补、温病学派等。“宋朝政府颁布官方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使用非常方便，深受医家和患者的欢迎，但其忽视辨证，滥投芳香燥烈之品，造成极大时弊。所以金元时期的医家补偏救弊，提出泻火或滋阴的学说，刘河间提出“六气皆从火化”，从火热立论，治疗力倡寒凉;朱丹溪更是认为《局方》之学，流于粗浅，从滋阴立论，以斥温燥，正如《赤水玄珠》所载:“丹溪阳有余阴不足之论，盖为当时《局方》温补之药害人，故著此以救一时之弊。”后人在学习前人经验的时候往往会学其偏而不是学其全，在学习刘河间、朱丹溪的经验时形成了过用寒凉的新弊端，所以薛己、张景岳等人纠偏而形成了温补学派的用药思路。清代又出现了叶天士、吴鞠通、王孟英等为代表的温病学派，在用药上多喜寒凉轻灵，新的用药流弊催生了以郑钦安为代表的扶阳学派的用药思路，推重阳气，反对寒凉，多用姜、桂、附等温热之药，人称“火神派”。可见火神派是在中医学术流派发展过程中以偏纠弊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具有必然性。预防新的流弊近几年扶阳学派的复兴，伴随着“火神派”用药思路的广泛传播，确实给中医界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但是，过分强调其学派的特点，也即重视其用药思想之“偏性”，容易造成知其偏而不知其全，尤其是青年学子在基础不扎实的情况下容易走入另一个极端，形成新的弊端。被称为火神派祖师的郑钦安，亦尊崇仲景，善用经方，著有《伤寒恒论》，可见其对《伤寒论》等经典的重视。郑钦安在临床上对辨证论治这一中医学的基本特点是极为重视的，用药亦不偏颇，其认为临床治病，“不可执方，亦不可以执药，贵在认证之有实据”，“病之当服，附子、大黄、砒霜，皆是至宝，病之不当服，参、芪、鹿茸、枸杞，都是砒霜”。郑氏在临床上也并非只喜欢用附子、干姜之类的药，“予非爱姜、附，恶归、地，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耳”，其辨识阴阳，并不偏颇，在其著《医理真传》中列有“辨认一切阳虚证法”、“辨认一切阴虚证法”，在卷二列有31条阳虚病症，在卷三也列有29条阴虚病症。所以郑氏并非只重视阳气，并非只会用姜附，其对阴虚证的辨识也极为精到。避免产生用药弊端的方法是打好《内经》、《伤寒论》的理论基础，全面继承、把握郑钦安的学术思想，运用扶阳思路治病时不可偏执僵化，不可人云亦云，正如郑钦安所说:“勿执予法为一定，恐未必尽善。”扶阳思想《内经》、《伤寒论》及医史上一些著名的医家都有扶阳的观点，但并非局限于重阳而轻视阴，“阴平阳秘，精神乃治”，是中医对阴阳的认识。张仲景在《伤寒论》中亦强调“扶阳气、存津液、保胃气”的思想。所以扶阳思想由来久矣，但具体运用时需遵守中医学辨证论治的规律。在郑钦安之前的医家，如张仲景、窦材、张景岳、薛己、孙一奎等无不具有扶阳之思想，都对郑氏的医学思想有所影响。附子做为扶阳的主要药物，被誉为回阳救逆第一要药。现有学者将火神派与大剂量应用附子联系起来，而大剂量应用附子确是火神派的一大特色，但也不尽然。具有鲜明扶阳学派特点的沪上名医祝味菊，也善用附子，但其应用附子的剂量多在15g左右，且配伍磁石、龙骨、牡蛎等潜阳药物以监制附子辛燥升浮之弊。名医吴佩衡也是扶阳学派的著名医家，其在中年以后集中精力研究仲景学说，认为“盖凡一种学问，非寝馈其中数十年，斯难知其精义之所在”。大力倡导经方学理，强调阴阳学说为中医理论的精髓，辨证论治是临证诊疗的准则。所以扶阳学派的医家并未只会使用辛热药物，也并非只会大量使用扶阳药物，而是中医临床的全才。“有是证则用是药”，这要求学者需正确客观地看待，精确地把握扶阳学术思想。对于中医学子来说，尤其是初学者一定要打好坚实的中医学基础，把握辨证论治的临床思维，正如国医大师邓铁涛所说的:“四大经典为根，各家学说是本，临床实践乃中医之生命线”，避免在临床之路上走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