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阳虚证理论探讨

发布时间：2022-04-11　　浏览次数：379 次　　 　　

清以后的医家仍有反复提及肝阳虚证,近代名医张锡纯在《医学衰中参西录》^[5]中讲:“或以黄芪为补肺脾之药，今谓其能补肝气何也?” 答曰：“肝属木而应春令，其气温而性喜条达，黄芪其气温而上升，以之补肝，原有同气相求之妙用。愚治临证以来，凡遇肝气虚弱不能条达，用一切补肝之药皆不效，重用黄芪为主，而少佐理气之品，服之即见效验，彼胃肝虚无补法者，原非见道之言也。” 张氏从临床实践中体会到肝气虚弱者必须重用黄芪加理气之品，并指出肝阳虚可出现脱症。清代肝病医家王旭高提出的数种补肝方法中也提到了补肝气和补肝阳。秦伯未在《谦斋医学讲稿》中论:“病则气逆阳亢，即一般所谓肝气、 肝阳，或表现为懈怠、优郁、胆怯、头痛、麻木、四肢不温等，便是肝气虚和肝阳虚的证候；在肝虚证上，只重视血虚而不考虑气虚，显然是不全面的”。秦伯未先生提出肝虚证中肝阳虚与肝血虚需要同等对待。要强调的是肾阳虚与肝阳虚同属下焦虚寒，但肾阳虚以遗滑、腰痛、精神萎糜等表现为主，肝阳虚以疲乏、阳萎、惊恐凝等为主，肝阳虚之证较肾阳虚为重，这也是肝肾同源的另一重意义，肝肾同源的前提是肝阳肾阳同源，其后是精血同源，这也是为什么四逆汤证出现在厥阴篇较少阴篇多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