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丹溪用香附子来教你，什么是真正的“阳中求阴”！

发布时间：2025-02-16　　浏览次数：159 次　　 　　来源： 满山芳草仙人药 　　

在整理过《内经》里关于“发怒🔍”的内容后，再来读元末明初大医家楼英所写的“怒”，真是令人大为赞叹~!

“怒在阴阳，为阴闭遏其阳，而阳不得伸也。”

读过那篇《发怒，既是卫气线问题导致，亦会加重卫气线问题》的读者们，你们来说说，楼英的这句总结，牛逼不牛逼？！

我写丹溪莫名地被后世骂了几百年，或许有读者会想，既然“阴阳”的话题那么敏感，他当年为何要那样起标题？又为何要将那篇文章放在《格致余论》的首篇？

我在《江南版》的开头就说过，以后世的医理认知去看待前人，就仿佛日本人看中文。你说日本人误解中文，到底是中文的问题，还是日本人的问题？！

就像我在《我们为什么会读不懂李东垣？》篇里所说的，李东垣当年肯定想不到后世会读不懂他的阴火，朱丹溪当年也绝对想不到他的那文章会成为后世用来鞭挞他的一个工具...

同样的，你说明初的楼英在写下上面那句的“阴阳”二字之时，会想到明末的众人已读不懂“阴阳”了么？

不可能啊，就如同开创洪武纪年的意气奋发的朱元璋，绝无可能想到明末的崇祯在煤山的凄惨结局…

对于“怒”一证，楼英最后给出的总方是朱丹溪的“治怒方”：香附末、甘草末（两者六比一）和匀，白汤调服五钱。

读明白那篇《发怒》读者，或是对两条线已经开始渐渐明朗的朋友，对于朱丹溪这里使用辛开的香附子，应该不至于太过讶异或意外了吧。

我最初在阅读《一则千年难得的医案》的原文时，联想到朱丹溪，不仅仅是因为有他爱用的韭汁和白术膏，更是整个药方的组成结构就颇像他的手笔，尤其是贯穿于前后汤-丸两方的香附子。

包括在《气上冲是因阻塞于上的古案们》类案篇里，我一眼发觉医家记录有误，不是出自于滑伯仁而是朱丹溪，也是因为其中有着他爱用惯用的药味。

香附子，可以说是朱丹溪的一张身份证。

李时珍说香附子：“辛、微苦、甘，平。足厥阴、手少阳药也。能兼行十二经、八脉气分”、“香附之气平而不寒，香而能窜。其味多辛能散，微苦能降，微甘能和。乃足厥阴肝、手少阳三焦气分主药，而兼通十二经气分。”

可见此药特点是：辛散、主入厥阴少阳、兼行十二经。

早在南北朝时期，陶弘景便说此药能“除胸中热”。辛散，主要走的是卫气线，却说能除热，这和丹溪用来治怒，是出于同一个医理：通过“开”来取得“降”。

如此你再来看《江南版》开篇写到的，唐代末年《日华子本草》说佛耳草能“治热嗽”，就会发现人家根本没说错是吧。同时，李时珍从病机角度说其治热为本，也完全没错。

李时珍在介绍香附子时，自然不会遗漏以此药作为身份证的朱丹溪，他说丹溪有言：香附子“能总解诸郁”。

那么丹溪惯用此药又是从何而来呢？

尽管李时珍同时引用了李东垣对此药的评价：“治一切气”，另外东垣的老师张元素也说香附子可“快气”，但考虑到东垣留下的方子里，极少用到这味药，我暂时倾向于认为，丹溪对这味药的了解与善用，更有可能来源于他的老师罗知悌。

那再来看丹溪本人是怎么说香附子这味药的：“大能下气，除胸腹中热”。他的弟子，洪武时期的太医院第一人戴元礼，后来补充解释说，此为“一升”得“一降”也。

在丹溪的《外科精要发挥》里，香附子甚至单独成了一个方：“独胜散”（治痈疽皆缘血滞气凝而致者）。听听这名字，独，胜，单独一己之力就能取胜，可见丹溪对这味药的青睐之甚。

尤其是在一些颇为棘手难以速断的情况下，单方香附子成了朱丹溪重要的探路手段。

上一篇《神曲》，其中介绍了王孟英和杨素园俩人的类案。食积卡壳在胃肠中，阻滞较甚，气难流通。

接下来丹溪的这则医案，可以称得上是这一类型“类案”中的最最极端。

病人为四十多岁的妇人，平生多产，遗留了下了一个腹痛证，又多怒而嗜酒。

某年农历九月的一天，此人忽而大发痫病，双目上视，扬手掷足，一身大筋皆动，喉间如锯，口角流涎。要经过一个时辰（两个小时）左右，才能稍得平息。接下来的半个时辰里，昏困熟睡不省人事。待醒来后，又会发起一阵剧痛，从小腹上至入心，伴随汗出如雨。大痛半个时辰后，痛渐渐减轻，大汗渐渐收敛。而后又在沉睡半个时候后，进入新一轮的痫-昏-痛-昏的轮回，如此循环往复不绝。

除了大痛的时候，病人能清醒地喊痛以外，其他时候皆胡言乱语，答非所问。

在痫痛间作不止持续了两个日夜后，病家找来朱丹溪，请他诊疗。

丹溪发现病人作痛时，脉能摸得出来，似有弦象，等到痫发作时，脉都伏隐摸不到了，但能看到手部青筋暴起。

进一步了解得知，痛作时，必欲重按；痫作时，汗必不出。便表示，倘若还能下咽药物，则可治。

丹溪上手给的就是香附子末，以水调之灌入。

如此暴证，为何丹溪认为可治呢？

因为他发现病人的表现实为气机之升降出入，入内则痛，出外则痫。

虽然，痛痫两者皆为气机严重受阻之象，但好歹还在“争”。气机入内时，因争而大痛；气机欲外出而不得，表现为痫，但争到一身筋肉皆动，青筋大爆，可见其争势颇甚。

从医案后半段可以得知，气机之所以会卡壳成这样，仍然是因为中下焦的瘀滞。在丹溪诊疗期间，也有其他医者建议直接用通利药，但丹溪反问了一句：

疼痛与生死比起来，哪个更轻一些啊？

意思是，倘若此案用通利，即有可能死亡。

为啥呢？因为会加重卡壳，将气机彻底遏绝，断送眼下尚存的一线升降出入。

丹溪用上随身携带的香附子末，是为一时应急，因为接下来要用的灸法，需要花些准备时间。

丹溪说须乘气机入内表现为作痛之时，得赶紧在大敦、行间、中脘等三处穴位，同时下火灸之。

这则医案以后有机会通讲，要能充分欣赏它，需要具备两条线认知。

因为很多人必然会觉得莫名，为何如此暴势，却竟然还用“火”疗。

中脘是东垣笔下的胃之募穴，主升阳；大敦和行间是肝经的井荥二穴，主泻火。两者结合，相当于药方使用了“升阳+泻火”。

关键是，灸法的泻火，不会像内服药那般，容易伤及中气元气。

因此，尽管灸法取用了有泻火之效的穴位，实际上，灸法整体而言，皆属于“辛开法”或“卫气线”的直接法，即通行经络之气。

只有调动起全身的经络气行，才有可能力挽狂澜，缓解卡滞，助力外达。而后，丹溪再正式使用补气+化痰的内服药，从内部疏通。若非如此，上来就用任何内部用药，都有可能彻底遏绝经络之气外达。

因此，初起用来应急的香附子末，可以看成是后面使用的灸法的简化弱化版本。

我以前写过几次，说孟英有一则治因惊吓而音喑的医案，上手时少了一道宣法。之前以戴人为例，认为可用吐法。本篇再以丹溪为例，看看他是怎么做的。

有病人遗精，用了参芪及升浮剂，（可见当时已有人误用东垣方了），导致气壅于上焦，痰邪闭塞清窍，发不出声音，音喑。

丹溪并没有上手就化痰降气，而是先用童便浸香附为末，调服，说是要疏通上焦。而后，再以仍含香附子的丸药（蛤粉、青黛、黄柏、知母、香附），以除其湿热治遗，前后十几日痊愈。之所以这里要用童便浸制法，是因为郁火易造成上焦之燥，遂以童便监之。

丹溪有不少与孟英相仿的类案，其中大多手法都在后辈之上。但并非是两人本身的个人能力所致，而是后世时代造成的医理坍塌。

我们可以看到，即便在气壅于上的时候，凡是能辛开的，丹溪初上手仍要先取得宣通，而后再行降法。至少也得同时进行，且占比不小。

至此，我们再来看《气上冲是因阻塞于上的古案们》篇里，那则之前读起来似乎不太好共情的医案。

病人十九岁，气郁多怒。某日，大发厥逆，叫唤不已。丹溪认为是怒火上充，导致痰闭于上。与香附末五钱，甘草三钱，川芎七钱，童便、姜汁煎。此方为辛开苦降，却是辛开比例远甚于苦降。接着再用含香附子的丸药，青黛、人中白、香附末。得其稍愈，后来因气机转畅，获大吐而大安。丹溪最后再以导痰汤，加姜炒黄连、香附、生姜，下当归龙荟丸，彻底除去痰结。

瞧瞧这个次第，美不美~？！

楼英对于丹溪之学，可谓是烂熟于心了，所以他对香附子，必然要全盘继承。楼英说他治月经不调者，“只一味香附末，醋为丸服之，亦百发百中也”。

百发百中哈~

对于“阴火线”的命名，我曾在《用表格来呈现“两条线”！》篇里有说明过。但此名最为合适，其更为本质的原因是：它道出了阴火的问题所在，即“阴”线的逆行。

阴，以降行潜藏为顺。

因而，阴线上的任何妄动升逆，皆是对“阴”的消耗。因而古人在说发怒伤形气之同时，亦说其“伤阴”，但此“阴”非后世所理解的狭隘之阴，而是一切妄动所消耗的“内部”正气。

古人说阳气虚/卫气线不足，才会出现欲行不得行的发怒；反过来，发怒又会因消耗正气或因致血脉逆行充溢，而加重卫气线的不得行。

这就是开头楼英所说的，怒“为阴闭遏其阳，而阳不得伸也”。

因而，丹溪用香附子也好，用任何辛开的手段，都是为了达成这样的一条因果链：

升阳/伸阳→降气→阴火线平复→停止消耗阴线→存“阴”。

本号以前说过，存“阴”的第一性原理是，消耗＜生成。

如果说以上使用香附子，是为了减少消耗，那么朱丹溪还另外将其理解为助力“阴”分之生成的药味。

他说翻阅古人医书，虽未见明言香附子能“补”，但留有一个“不老汤”，说于老人有益，组成即为片子姜黄、香附子、甘草三味。

丹溪说，虽然若是将香附子直接说成是补气药，实在是不能为人所接受的，但其“于行气中有补之之理耳”。

行气，即是某种角度的“补”。因为，“天之所以为天者，健而有常也，因其不息，所以生生无穷。”

丹溪这话的意思是，香附子通过行气，能助力一身之气的健运，又因健运而生化不息，气血常生。也就是他笔下所写的：“凡血气药必用之（香附子），引至气分而生血，此阳生阴长之义也。”

通过学习《脾胃论》我们知道，水谷运行的通道为一身之经络，参《由胃气决定的生理与病理 |《解构脾胃论》⑨》。

因而，经络之气通行，则水谷才能转化为气血。从这个角度来说，卫气线的健运，确实是血分阴分生成的前提条件。而香附子之行气，可以助力气机畅行，减少滞碍。

比如，对于“久病呕者，胃虚不纳谷”者，丹溪说用以“生姜、人参、黄芪、白术、香附子”；对于想用大剂量白术补脾，却出现“壅满”，丹溪说同时辅用“半夏、陈皮、香附子”以“监之”，等等。

到了明正德年间，将朱丹溪视为金元医学之集大成者的韩飞霞，则更是再进一步，强调香附子“益气”的作用。他说：“大凡病则气滞而馁，故香附于气分为君药，世所罕知”、“香附为君，参芪为臣，甘草为佐，治气虚甚速”、“予尝避诸香药之热，而用檀香佐（香）附，流动诸气，极妙！”

所有中医学子都熟悉的“阴中求阳”“阳中求阴”，其实并不出自于《内经》。即便《内经》里有过类似的表达，也不是后世的意思。

若非要说“阳中求阴”，那么明初以前的医家，比如丹溪这里用香附子来“治阴”，无论是减少阴之消耗，还是助力阴之生成，才是真正符合《内经》原意的医理认知与诊疗手法。

至于某张大师，将一堆黏乎药里加上几味热乎药，说其为“阳中求阴”，又将一堆热乎药里加上几味黏乎药，说其为“阴中求药”，实在是又简陋又粗鄙，根本无法与前人相提并论！

但这种极简（简陋的简），似乎更符合大众对于中医的刻板印象，要简到这种程度，才算是大道至简嘛~才算是人人能学的东西嘛~！

呵呵，倘若中医真是如此不堪，那对于现当代以来所承受的所有轻视蔑视以及边缘化，你还挣扎什么？！